访谈 | 郑炳林教授谈敦煌学：从沉睡石窟到学术绿洲的敦煌学

郑炳林，汉族，1956年7月24日生于陕西省黄陵县，1978年2月至1982年1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1982年2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本科毕业并留校任教，从事敦煌学和中国西北区域史的教学和研究。1981年9月-1986年7月先后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7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被确定为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学科带头人。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兰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历史评审专家。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第七届、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甘肃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4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重点和教育部重大、重大公关基金项目及国际交流基金项目20余项。获省级社科奖4项，各种图书奖5项。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西北历史文化研究文库》《敦煌往事丛书》《丝绸之路石窟佛教艺术文库》《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法国汉学精粹丛书》《敦煌讲座》《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等二十余种系列丛书。

访谈时间：2023年5月15日

访谈地点：兰州大学一分部衡山堂

访谈整理：金兰宇

摘自《新史学：中国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商务印书馆。

前言

敦煌，这个远离尘嚣、沉浸在沙漠宁静中的古老城市，承载着无数历史的印记。而敦煌学者们，凭借对敦煌文献的孜孜以求，勾勒出了这片沙海中曾经辉煌的文化画卷。然而，敦煌学研究并非一帆风顺，历经起伏和曲折。从研究的兴盛到衰落，再到重新焕发活力，这条道路上的探索者们始终坚守着对知识的追求。郑炳林教授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

访谈组：敦煌发现的藏经洞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它和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藏经洞中保存了约7万件古代各类文献，其中汉文献中有95%是佛典。敦煌文献作为史学研究的新材料，在民国初期被发现时就成为推动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您看来，敦煌学研究领域有哪些经典之作？

郑炳林教授：我从事敦煌学研究已经超过40年了。敦煌学研究从敦煌文献的发现开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随之展开。敦煌学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初期阶段以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曹元忠、蒋斧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在民国初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主要研究内容是对部分敦煌文献作了题跋并进行初步研究，并对敦煌文献的意义进行阐释。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题跋和研究相对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下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史学发展最快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受到了一些问题的影响，主要是反右斗争和“文革”的影响，导致大约30年时间内，敦煌学界几乎没有取得研究进展。其中为数不多的成果是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及社科院历史所编纂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敦煌学研究迎来了转折时期，这个40年是敦煌学发展最快的阶段。“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或者“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1949年之前，日本非常关注敦煌学，包括对西域历史的研究。其中包含了很多政治动机，实际上是为了从文化层面了解中国。如果要发展对中国的研究，就必须了解西域地区，而发展敦煌学则是为了了解西域地区的人文历史。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敦煌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其中包括对学界关注的英国藏敦煌文献的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飞佛经部分）》，其中非佛经部分进行了影印出版。在此之前，我们所见到的图版都非常模糊，我们所了解的敦煌资料主要来自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台湾出版的黄永武先生的《敦煌宝藏》，但其影印质量很差，很多内容无法清晰辨识。后来中国社科院组织对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出版，随着出版的推出，敦煌学研究的水平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法国藏、俄国藏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地的敦煌文献进行整理和出版。尽管这些文献的出版形式仅限于影印，但在那个时代，这是许多人力物力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清晰的资料对当今的敦煌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经典之作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比如王国维和罗振玉的研究成果，收集在《观堂集林》和《罗雪堂先生全集》中，都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敦煌学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他们在对敦煌文献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解读，深化了我们对敦煌文化的理解。

访谈组：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之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众多的敦煌文献，后来又扩展到对敦煌石窟的研究，但对其属性、含义和范围的关注并不充分。随后，一些学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认为敦煌学从学科定义上来说，是以地域命名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然而，如今广义上的敦煌学包括了以古代敦煌为中心的一切研究，以及对敦煌遗产的现代科技保护，成为一门综合性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文学、历史和艺术等多个学科。

郑炳林教授：敦煌学实际上不仅仅是研究敦煌文书的学问。在我看来，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为核心，将邻近学科和相关文献资料纳入广义的敦煌学体系中进行研究。狭义的敦煌学则以敦煌石窟出土的文献和石窟艺术为对象，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探索古代敦煌及相邻地区文明的发展和水平。换句话说，敦煌学从纵向上包括敦煌出土的简牍和隋唐时期以后出土的文书资源的研究；从横向上看，它涉及吐鲁番文献、西域、河西和中原地区出土文献的研究。

研究敦煌文献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过去的社会。然而，在阅读文献时，我们会产生一种错觉，即通过阅读书籍可以重新塑造过去。然而历史已经过去，考古材料的发掘对史书文献的真实性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这使得我们在对过去社会的认知方面陷入自我怀疑和困惑之中，那些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古代社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曾经清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迷茫。原本因对《史记》和《汉书》等资料的研究让我们以为掌握了西汉时期敦煌的历史，然而当敦煌汉简被发现后，我们才发现对西汉时期敦煌的了解非常有限。但研究敦煌学的学术目的仍然是还原揭示汉唐敦煌的历史面貌，以及敦煌在汉唐时期对西北和西域地区的影响。

敦煌文献的发掘和研究需要关注研究目的。研究文献的目的是揭示过去的社会。敦煌汉简的研究对了解西汉敦煌的历史和敦煌与西域的关系至关重要。每一条发掘的文献都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举例来说，在西汉敦煌郡的功能方面，敦煌郡是西汉经营西域、南山羌和匈奴右部的基地，也是与西域贸易的关市所在地，敦煌还是西域都护的军备仓储机构所在地。为了保障敦煌的安全，西汉在敦煌郡修筑了一系列防御设施，如南塞、长城、阳关和玉门关等，以作为经营和通商西域的塞城。敦煌郡设立后，西汉大量移民进入敦煌，包括国家主导的移民实边、罪犯徙边和军队屯垦等，敦煌地方政府招徕的流民徙边。这些移民在敦煌建立了村落，开凿水渠。随着中原居民的涌入，敦煌的社会生产和文化逐渐发展，商业经济繁荣，市场上能够见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各种商品。敦煌也成为中外交流交往的中转站和对外贸易市场。事实上，敦煌的发展始于西汉，西汉为敦煌作为对外交流都会城市奠定了基础。这些内容都来源于敦煌出土的简牍资料记载。因此，对敦煌汉简的研究至关重要，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汉时期的敦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敦煌是一座巨大的宝藏，需要得到重视和发展。首先，我们应加强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中收藏着丰富的六朝、隋、唐和宋代的写本，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宗教、文化、民族、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等多个领域，研究的空间广阔无比。我们可以设计“敦煌与西域”为大课题，开展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和唐代历史等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研究发展空间。其次，我们应进一步探索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敦煌学的研究需要与相关学科相互借鉴，如吐鲁番文献学、藏学和西夏学等。第三，我们应进一步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服务。我们可以在历史文献储备和理论支持方面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贡献，确保沿线国家人民的心灵相通和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此外，我们还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应加大国家层面对出土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使千年前的文献重新发光，挖掘其中蕴藏的无数中华优秀文化因素，使其活起来，以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和传播中国的声音。我们还应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揭示尘封的历史，将对其的解读和认识转化为新的历史知识。

访谈组：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事历史研究的敦煌学学者主要关注敦煌文献和历史地理，力图运用敦煌文献来解读中古敦煌的历史以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中国语言文学领域，将敦煌文献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进行研究。此外，还有专家从事石窟考古和佛教美术的研究，因为敦煌文献对于图像释读和定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事佛教研究的专家也将精力投入到敦煌文献的研究中。然而，这些专家往往只专注于敦煌研究的某一个方向，缺乏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然而，敦煌学的发展需要多学科全方位、多角度的学术研究和融合。那么，您认为如何实现敦煌学研究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呢？

郑炳林教授：当前的历史研究都呈现出跨学科的趋势，敦煌学研究也不例外。敦煌学的发展必须进行学科交叉和文献融合，才能在学术领域中保持活力。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兴衰的循环，敦煌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到1983年达到巅峰，然后在1986年之后开始衰退，敦煌学研究的热度下降。许多敦煌研究者转向其他领域的研究。然而，到了1993年前后，敦煌研究重新兴起。1998年，兰州大学正式建立了敦煌学博士点，并于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学研究逐渐回暖，并在2000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然而，一个学科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寻求创新，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为敦煌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首先，对敦煌学资料的运用不能局限于与“敦煌”这两个字相关的材料。学术的发展需要扩大研究范围，广泛查阅相关资料。资料决定了一个学科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方向，只有具备丰富的材料，才能吸引源源不断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从而使学科发展保持稳定。以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的关系为例，二者密切相关，离开吐鲁番文献就无法进行敦煌学研究，而敦煌文献的研究也推动了对吐鲁番的研究。这是因为吐鲁番地区的许多居民是从敦煌迁徙而来的，十六国时期迁徙到吐鲁番后建立了高昌国。而在汉唐时期，敦煌是经营西域地区的基地。西汉最初置酒泉郡，酒泉郡的管辖范围包括敦煌，酒泉郡的职能有两个：一是隔断羌与胡的通道，二是经营西北国，即西域。直到西域都护府设立之后，才有了“西域”这个名字。敦煌郡设置之后，敦煌太守具有直接派兵镇抚西域的职能，甚至可以未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的情况下，直接出兵西域进行安抚。在西域地区任职的，最多的是敦煌人。因此，敦煌学研究对于揭示西汉整个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研究意义不言而喻。

敦煌学研究需要与吐鲁番文献学、藏学、西夏学等相关学科相互借鉴。通过充分利用敦煌和西域地区出土的文物和传统历史文献，清晰展现西北边陲与内地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轨迹，推动基于敦煌学的多学科融合研究，构建敦煌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加强不同学科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讲述好文物中蕴藏的中国故事。这样才能实现敦煌学研究的多学科跨界交流与合作，确保其学术性的持续发展。

访谈组：敦煌学作为新材料对于唐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众多学者根据敦煌文献展开了大量研究，如上世纪90年代先后出版的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和您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等重要论著。敦煌文献的发现对于归义军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您能为我们详细讲述一下敦煌文献与归义军研究之间的关系吗？

郑炳林教授：敦煌文献的出现对于敦煌归义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归义军作为晚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兴起、发展与覆灭的历史过程一直以来备受学者关注。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有限和传统史书的片面记载，归义军的真实情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敦煌文献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揭示了归义军政权的运作机制、地方政权的统治结构以及汉文化在该地区的传承和发展。

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在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敦煌位于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交汇处，历史上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作为一座边塞城市，敦煌文献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各种官方文书、私人信函、经卷、诗文等。这些文献记录了归义军及其相关政权的统治情况、行政管理、社会关系、经济发展、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理解归义军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归义军政权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深入探讨。敦煌文献揭示了归义军政权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复杂关系。文献中记载了吐蕃时期张议潮起义时打着吐蕃旗号的策略，以及吐蕃官职制度与汉族官职制度并行的情况。这些细节证明了归义军政权在吐蕃占领区域的实际统治地位，以及其与唐朝政府的交往和博弈过程。此外，敦煌文献还展现了归义军政权的行政组织、地方统治和汉文化传承的方方面面。文献中记载了吐蕃时期瓜州作为统治中心的情况，以及吐蕃统治者在这一区域的政权结构和治理方式。同时，私学和寺院的存在证明了汉文化在吐蕃统治期间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的事实。通过敦煌文献的细致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机制、社会运作和文化现象。

敦煌文献的发现还对于研究汉唐历史的其他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例如，文献中记载了汉朝政府与西域地区的关系，包括书信往来、人员接待等，为我们揭示了全新的西域历史。敦煌文献还涉及经济、宗教、语言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为广泛的学术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因此，敦煌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揭示归义军政权的真实面貌，更在于为我们重新审视汉唐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材料基础。通过综合利用敦煌文献及其他相关史料，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和理解归义军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复杂问题，为学术界和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贡献。

后记

怀揣着对学术的热情，继续追随着敦煌学的足迹，在这片历史的沙漠中寻找着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每一位像郑炳林教授这样从事该领域学者的毕生追求。敦煌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正是这些敦煌学者们的坚持和努力，让敦煌这座古老的城市重新焕发出绚烂的光彩。敦煌学研究的推动者们，正如沙漠中的探险家，勇往直前，为我们揭示出了无尽的宝藏。讲述那些被敦煌文献镌刻下的中国故事。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承那些曾经辉煌的岁月，将历史的光芒永远闪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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